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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琦 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问题在中外学术界尚属乏人问津的领域，一战期间的华工研究更是亟待突破1。本文作者近几年来遍访欧、美、中国大陆及台湾各大档案馆，力图全面展示一战华工问题的全貌，回答诸如中国派出华工动机，以及英法两国寻求华工帮助的背景及其对华工态度、管理方法等在中外学界尚属研究薄弱环节之课题。 一 一战华工问题的缘起 研究一战华工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中国为甚么要派出工人。学术界对此问题一直误解甚深。普遍的看法是招募华工纯是列强之意，积贫积弱、外交被动的北京政府无能抵抗协约诸国剥削中国人工资源，只得屈从2。此一见解显然是对中国与一战关联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所致。本文限于篇幅，无力全面展开对中国与一战关联问题的论证，在这里仅撮要指出，中国在一战期间固然积贫积弱，但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是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潜流。此一一发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主宰中国长达二千余年的王朝体系，并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主要共和国。垄断中国意识形态的儒教也在这股洪流的冲击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以陈独秀、顾维钧、王宠惠、陈锦涛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新中国外交出笼问世。 就在中国处于新旧交替、变革维新的气氛下，由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也正面临巨大挑战。德国、美国及日本正以各自的方式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并力图创造对其有利的新世界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新旧力量不断冲突下爆发。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战争"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开展积极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舞台。正是这种东西方的因缘际会，导致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的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之举，并在19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加入世界大战，意欲乘此收复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一跃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国尊敬的一员。遗憾的是，力图乘机成为东亚霸主的日本，竭力阻挠中国的参战计划及复兴图谋。日本的反对导致中国的参战谋略胎死腹中，未能付诸实施。 参战受阻虽然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战略一时受挫，但中国的雄心并未因此消沉。特别是在日本于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21条"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决心更为坚定、迫切。因为中国知道，倘不如此，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遑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及收复国家主权。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来阻止日本阴谋得逞，并帮助中国同协约国事业密切相联，以实现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及成为平等一员的外交大战略。向协约国派出华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脱笼而出。用首先提出此一计划的梁士诒的话说，这是中国的"以工代兵"战略3。 在进入主题以前，有必要介绍梁士诒其人。梁士诒，广东人，一生身居要职。一战期间，他作为袁世凯总统心腹，参与各种机密决策，在政坛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有"二总统"之称。同时手握财权，有"财神"之号4。梁氏虽善弄权术，但目光远大，视野开阔、独到，一些外国观察家称其为"中国的马基雅维里"5。 梁士诒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颇为关注，并研究一战对世界格局及中国命运的影响。早在1914年8月，战争烽火在欧洲刚刚燃起之际，梁以其独到分析，预测一战对国际格局、中国前途影响深远，呼吁中国应当机立断，主动参战，并预言德国寡不敌众，决不能久胜，中国因此可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此举一可收复山东，二可帮助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分享国际论坛，参与国际新格局的建设，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追求。概言之，参战有利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大战略。当一战进入1915年，梁氏进一步认为协约国必胜，主张中国绝对应把握时机，毅然卷入6。 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孕育成熟，并在1915年付诸实施。梁和他的得力助手叶公绰在1915年夏首先向英国兜售华工计划。根据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鲁伯逊（David S.Robertson）的报告，梁在1915年6月同英国接触，提议中国向英国派出30万华工并装备十万步枪。这些华工由英国军官指挥，驰援欧洲战场。必须指出的是，梁对英国的提议实属武装华工。换句话说，如果英国接受梁的计划，中国在1915年便即军事介入参战！ 让梁士诒失望的是，英国对其计划并不热心。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称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纯属"天方夜谭"7。英国国防部也认为"利用中国人作战或作工的提议""不可行"，因为无论选择作战或作工都会导致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从地缘政治上考虑这是"不可取的"。英国因此拒绝梁氏提议8。 英国的冷遇并未使梁士诒放弃他的计划。他将华工计划略作修改，转而同法国接洽。修改后的计划不再有"武装华工"字眼，"华工"代替"武装华工"。同英反应不同的是，法国此时也正在考虑利用华工的想法。梁的计划同法国的思虑一拍即合。法国立即接受梁的提议，陶履德招工团（The Truptil Mission）应运而生。 二 法、英在华招工的经过 早在1915年3月，鉴于战争进展不利，法国国内人工资源严重匮乏，军方开始考虑寻求外援，使用华工便是方案之一。后因内部分歧，使用华工的动议被搁置9。然而，时至1915年夏，随着战争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源愈紧，法国军方再次想到求助中国10。梁士诒的华工提案可谓雪中送炭。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A.R.Conty）同梁士诒几经磋商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中方前提是华工在"理论上"应受雇法国私营公司，以免德国指责中国违背"中立"条规。同年11月11日，法国国防部门正式决定立即将招募华工计划付诸实施。1915年12月1日，法国军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Geoges Truptil）为法国国防部代表，组织陶履德招工团立即赴中国招募工人11。团员纯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无一来自民间机构12。 为了配合法国在华招募工人的需求及避免予德国任何口实，梁士诒与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王克敏设立惠民公司承揽招募华工具体事宜。惠民公司与陶履德招工团几经谈判后于1916年5月14日双方签订合同。 必须指出，陶履德招工团并非法国在华招工的唯一机构。其他部门如法华教育会及格利叶招工团（The Grillet Mission）等也相继插手招募华工事宜，只不过它们不如陶履德招工团影响大、招工多。 首批华工于1916年8月24日抵达法国。法方开始时对招募华工前景颇为乐观，设想到1917年底可招募十万华工来法，甚至提出如何分配这十万华工方案。根据法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文件，这十万华工的分配方案如下：军械部：二万华工；陆军部：五万华工；交通部门：三万华工。法国显然过度高估了自己的招募能力13。事实是，法国最终招募到的华工远远不足十万人。 法国期望落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外交部与国防部门在招募问题上相互扯皮、互不配合。特别是陶履德招工团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之间的介蒂。康悌从一开始就认为招募工作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毕竟他是最先同梁士诒谈判华工事宜的人。因此康悌对陆军部派遣招募团并派自己人管理，心怀不满，对招募团抱有戒心。他指责陶履德招工团及法国军方"完全漠视中国环境"，导致工作上错误百出。康悌公开声称他对此不负责任14。法国军方也不示弱，反驳康悌的指责"缺乏事实依据"15。 法国陆军部在招募方法上固然有严重缺陷，但招募受阻，外交部也难辞其咎。法国驻华公使馆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其一手造成的天津"老西开事件"。该事件严重影响了法国在华北的招募工作。 如前文指出，英国在一开始对寻求华工援助深具戒心，并因此对梁士诒的计划置若罔闻。英国的心态在朱尔典发回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昭然若揭。朱尔典在评论梁士诒的华工计划时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中国新一代政治家致力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战后拥有发言权。如果这一目标不能保证，他们是不会同意其同胞驰援欧洲战场的。"16英国作为在中国拥有巨大不平等权利的国家，是不愿看到因中国国际地位上升而丧失这些不平等权利的。个中奥秘可以解释英国为甚么一开始就对梁士诒的"以工代兵"计划予以排斥。 然而，当战争延伸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的处境相当危险。索姆一战尤其使英国元气大伤。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来保证英国的生存、缓解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英国的燃眉之急。至于如何处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英帝国求助中国人的尊严受损等考虑，只好退居次位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一改初衷，在1916年夏接受招募华工的提议。国防大臣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因此原则上同意"在法国及其他战区"使用华工，并决定如果华工计划顺利进行的话，英国可考虑招募"四万至五万"华工17。1916年8月14日，英国正式通知法国关于英国远征军在法国使用华工的法案18。 同法国一样，英国军方选派自己的代表布恩尼（Thomas J.Burne）具体负责招募华工事宜。布恩尼的正式头衔是"陆军部为英国在法远征军在华北招募华工代表"，其招募基地在山东威海卫。必须指出，威海卫并非英国军方的首选。陆军最先考虑在香港招募华工。此计划报知朱尔典后，遭后者反对。朱尔典认为中国南方人不如北方人身强力壮。军方最终同意朱尔典的分析，改选威海卫作招募基地19。和法国相比，英国的华工招募合同颇为苛刻，英国对此合同甚为满意。但英方的招募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初期颇教人失望。到1916年底，招募尚不足40人。但很快走上正轨。到1917年4月底，3.5万中华健儿已被英国送到法国前线。根据法国驻伦敦法军武官的一份绝密报告，英国当时甚至秘密招募藏人到前线服务。 同法国相比，英国招募华工明显比较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外交部与国防部在招募华工问题上配合得比法方好，不像法方互扯后腿。 由于运输吨位严重欠缺，英法在1918年初相继决定停止招募华工。法国从1918年2月10日正式决定停止招募华工。英国在两个月后亦步法国后尘，于1918年4月14日作出同样决定。英法两国的华工招募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三 华工数字问题 究竟有多少中华健儿在一战期间受英法之召到法国为协约国效力，迄今仍无确切答案。涉及华工的各种数字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海外前几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典》援引的英国招募一战华工数字为32万人20。英国学者琼思（A.Philip Jones）则认为一战期间英国在法国、美索不达米亚等地所有华工加起来只有15万人21。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在巴黎和会上提及中国为协约国提供了"20万人力"22。中国学者陈三井支持兰辛的说法，持20万之说23。在战时直接参与华工工作担任翻译的顾杏卿则声称英法两国在一战期间共招募了约17.5万华工24。 不同数字之间的差异呼唤学术界深入研究华工课题，解决此疑案。显然数字问题颇为复杂难解。这一问题从华工招募初期就存在。英法两国不同的招募方式，缺乏中心协调管理机构，多部门插手及管理紊乱等导致统计数字的出入。1917年，北京政府为解决中心管理问题成立国务院侨工事务局，并设立侨工事务员。但此举对于解决统计数字的问题收效不大。侨工事务局意识到数字问题的重要性，曾委派在法国专门管理华工事务的侨工事务员李骏加以调查。但从李骏的多份华工事务报告看来，其在提供确切数字问题上似乎也爱莫能助25。 本文不敢奢想能够提供准确华工数字（恐怕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本文可以利用接触到的各国档案资料，鉴别各种数字，去伪存真，得出比较可靠的大概数字。让我们首先来解决法国招募华工的数目。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馆、陆军部档案馆（包括海军）均藏有相当数量的华工资料，并提供了相关华工数字。问题是如何鉴定数字的可靠性。 法国陆军在署期为1919年9月25日的一份文件中明确指出36,936名华工在一战期间被招募到法国。该报告甚至分别提供了1916-19年法国招募之华工抵达法国的年度数字。根据此一份报告，1916年度5,979位华工受法国召唤来到法国。1917年度18,117人；1918年度为12,839人；1919年仍有四位华工抵达法国26。该报告的数字同中国政府的数字颇为接近。据北京政府署期为1919年4月的一份报告，法国截至1918年10月29日共招募36,965位华工到法国27。然而，这是否代表为法国所雇华工的全部人数呢？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中法双方提供的数字只包括实际抵达法国的华工，可能并不包括赴法途中受德潜艇攻击等原因死亡的华工。第二，上述数字似乎只包括法国军方即陶履德招工团招募来法的华工数字，至于其他机构如法华教育会等招募的华工似乎并不包括在内。第三，甚至陶履德招工团或惠民公司招募的数字似乎也存可疑之处，因为上述法方数字同其他资料并不完全吻合。例如，法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戴马德（De Martel）早在1918年2月18日致法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即承认惠民公司至此已招募35,000人28。更重要的是，法国驻华公使波普（Boppe）在1919年10月22日的报告中确认惠民公司共为法国招募华工40,429人。29因此，要解释究竟哪一个数字更为准确，我们需要进一步加以鉴别。 笔者认为，波普的数字更为可靠。根据如下：第一，波普的数字是在为解决惠民公司就法国单方面终止合同要求赔偿损失引起争端的情况下精心调查所得的结果，可信度较高。第二，波普的数字比上引军方数字更晚一些出现，因此可能更接近实际的数字。第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分析，其实波普的数字与国防部的数字之间并无多大出入。前者是惠氏公司实际招募的人数，后者也许为实际抵达法国者。 前文指出，除陶履德招工团外，法国其他一些机构也插手在华招工。究竟多少华工因此来到法国，目前尚无确切资料。但根据笔者的估计，其数字应超过两千，低于一万30。如果这一判断正确，我们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战期间，大约有四至五万华工在法国的召唤下来到法国，为法国的胜利作出宝贵贡献。 现在让我们审察英国在一战期间所招华工人数。根据英国国防部的一份文件，在1917年1月18日到1918年3月2日期间，英国共输送94,458名华工到法国前线服务31。鉴于此一数字不包括1917年1月18日之前和1918年3月2日之后英国所送华工数字，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数字比该数目更大一些。例如，1919年12月10日，在回答国会议员威廉斯（Aneurin Williams）的质询时，国防大臣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答称在一战期间约有十万华工在法国前线效力32。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稍有出入，声称一战期间英国在华共招募11万人33。也许这两个数字之间并无矛盾。因为并非所有英国招募的华工都来到法国，有些可能被送往其他战场。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战期间共有约十万华工为英国在法国前线流血牺牲。英法两国在法国的华工加起来应在14-15万之间。 四 华工的管理问题 如前文指出，英法两国招募华工旨在为其战争服务，两国均属意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华工来到法国后，过的是军营式生活，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尤其如此。他们如果严重违规违法，会受军事法庭制裁。在一战期间，至少有十名英国治下的华工遭军事法庭处决34。两国对待华工的态度及管理方法也有差异。整体说来，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待遇较好，工资较高，行动也比较自由。英国当局对此直认不讳。英国将军福德（R.Ford）在其一份秘密报告中写道，英法两国在管理华工上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在于英国不准中国苦力进入各种咖啡馆，但法国则没有此限制"35。英国军方甚至抱怨法国人对华工态度太友好和善，并因此给英国带来"严格管理华工的巨大困难"36。英国军方对其管辖的华工受到比法国华工更多约束及更严格限制颇为自得，并建议法国仿效37。 一些不满英国粗暴管理的华工有时私自跑到法国华工营工作。笔者发现的英国一份文件这样写道："〔华工〕54857号自1919年3月到同年5月〔未经允许〕跑到法方9号华工营。苦力68211号在失踪六个多月期间，曾在好几个法方华工营待过。149号华工营的两个苦力不久前因逃跑而被捕。他们供认曾在里特（Litte）附近的法国华工营生活一阵。"38为了防止华工逃跑到法方华工营，英国军方要求法国老百姓不要同华工交往。英国司令部在给法方的一份备忘录中"最强烈的敦促"法方阻止法国人民同华工的交往及联系，声称这一点"极其重要"39。 针对华工逃跑等系列问题，英方不思改进管理方式，反而变本加厉，采纳更为严格的条规。例如，1919年中旬英国军方制订了下列管理华工的新条例，其主要内容如下40： （1）华工每日收工后要验交通行证（pass），并签字。负责工头需要同时验交写有营队番号的集体通行证。华工晚间收工后不准离开驻地。 （2）管理部门将经常举行突击查房方式，检查是否有人私自离队或有其他不法行径。 （3）营地军警有责任报告及登记任何造访华工营的营外华工。 （4）工头应对华工的行为负责。对有意迟到、早退或误工的华工应严惩。 （5）华工不准拥有平民制服。 此类视华工如囚犯的条规出笼，充分反映了英国管理华工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华工固然有许多不是之处，甚至违法乱纪，但主要根源在于双方在文化、风俗及语言上存在巨大鸿沟。翻译人手欠缺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许多误解的产生是因为双方无法沟通和缺乏相互理解，结果造成华工逃跑甚至犯法等悲剧。 英军格雷上校（C.D.Gray）是分管华工营的一位军官，对管理问题深有体会。他在1918年初的一份保密函件中写道，华工营管理工作出现的许多问题，责任不在华工而在军官。他认为许多管理华工营的英国军官根本就不称职。他们不懂如何管理华工，也不知如何处理因语言沟通或误解产生的问题，只知一味采取高压或弹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格雷抱怨说，任何一点纠纷出现后，军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在未弄清楚华工问题之前，便开枪弹压。格雷指出，许多军官因为不了解华工，便对他们严加防范，经常诉诸严厉措施，并限制华工自由。他在该函的最后写道，华工如管理得法，工作会十分出色，但英国的管理方法，亟需改进41。 其实，管理方法是与管理态度密切相联的。英国之所以采取粗暴严厉的管理措施来对付华工，往往是他们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结作怪。在英国人心里，华工只不过是低人一等的苦力，是不成熟的儿童。出于这一心理，他们对华工棍棒相加，要求华工"尊重及服从"，同时并不倾听华工的需求。一位负责华工事务的军官富顿上校（R.I.Furdon）在对华工的训话中就明显流露出这一心理42。在战时来到法国资助华工的蒋廷黻（1895-1965）对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有深刻观察，他后来写道："在我看来，华工在法国管理下比较满足。除管理方法差异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军官对华工的态度。法国人〔对华工〕较少种族歧视，态度也较民主，对〔华工〕感受比较关切。"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总是刻意维护其军官及白人的尊严及优越感"43。 也许最能反映英人对华工的种族歧视态度是当事人所写的一首诗，作者克兰（Daryl Klein）是英国华工营的军官。此人的战时日记保存下来。这首诗就是记录在他的日记里，题目叫《幸福的华工》，内容如下44： 其在中国出生，一生孤独、凄凉、生活艰辛。……伟大的白人突然降临，为其空白的人生找到指路的星辰， 帮其负笈海外， 跻身十万华工其中。 在战火纷飞的法兰西寻找新的生命及命运…… 显然，在这首诗的作者看来，华工并非来拯救英国，而是受白人开化启蒙的。 五 华工之贡献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曾写道，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经济上而非军事上的。美国参战并未在军事上立即产生影响，但美国的加入马上帮助协约国免于因战事而"有破产之虞"45。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指出，中国输送近15万华工到法国及最终宣战，也许对协约国在军事上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意义重大。古老的东方文明主动参与拯救西方文明于水火，不仅为协约国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力资源支援，协约国可免于人力破产之忧。显然，充足的人力资源是打赢现代战争的重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全方位的现代战争，战争取胜与否，不仅取决于战场上的一决雌雄，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后盾及人力资源。诚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评，"现代战争是一种现代工业"，华工是这种新战争的"一支新部队，他们的武器是铁镐、撬棒、铲锹及推车"46。 华工年龄在20-40岁之间，个个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一周七天，极少休息。华工的到来至少可以帮助相同数目的英法青年走上前线，直接参战。从这一角度分析，15万华工等于15万部队，尽管他们不能享受工兵的待遇。 华工出色的工作赢得英法双方高度赞扬。协约国联军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熙（Ferdinand Foch）称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他们在现代炮火下，可以忍受任何艰难，保质保量的完成各种任务"47。法国一位具体负责华工营的军官在向其上司汇报时写道，华工"温和、聪慧，是优秀的工人"48。在英国管辖下的华工，尽管面临各种管理问题及种族歧视，也表现优异。英国人威克夫德（H.R.Wakefield）当时所写的华工报告就是华工出色工作的最好见证。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不能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他们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49英国国防部对华工的出色工作也深为赞赏，称他们是所有工人中"最好的"50。 由于大多数华工的工作地点靠近前线，不少人因此血洒而顾，甚至为协约国捐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究竟有多少华工为协约国事业献身，本文在这里只能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华工死亡的数字包括三个方面：（1）在赴法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2）战争期间死于战场。（3）战后为打扫清理战场，死于地雷、引爆炸弹等。 有关赴欧途中死于德国潜艇攻击的华工，有案可查的是752人51。至于多少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后清理战场中，需要加以论证。笔者尚未发现任何资料直接回答该问题，但我们可以间接求证。一个办法是调查在法国的华工墓地。在法国有多处一战华工墓地。在一个名叫"诺爱尔"（Noyelles，靠近索姆湾）的华工墓地，800余华工埋骨于此。在另一个离巴黎不远的巴伦（Boulogne）墓地，有1,000余华工的英灵永存于斯。在巴纳克（Les Baraques）村庄墓地，201位华工埋葬在这里。把死于途中及葬身于法国的华工数字相加，我们可以得出近3,000名华工死亡的数字。 第二个办法是文字资料。1919年12月10日英国国会记录记载约2,000名英国管理的华工在一战期间死亡52，这一数字同我们统计墓地的数字相近。但回答数字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其属实的话，我们可以确信实际死亡的数字更大一些，因为这2,000人仅包括英国华工，法国华工并不包括在内。我们有理由相信，应有一些法国华工死于战场的。还须指出，在一战期间，尚有中国水手服役于英国船艇。根据中国驻伦敦大使的报告，他们之中有448人直接死于战争行动53。中国驻伦敦总领事的报告则认为863名效力英国的中国水手死亡54。 至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一战华工中有3,000-4,000人（包括水手）死于协约国事业。死亡率达2%以上。 令人遗憾的是，华工的流血牺牲、华工对一战的贡献并未得到肯定。在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Arthur Balfour）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55。他显然无视华工的贡献，无视华工血染欧洲的事实。 更令人冷齿的是，英法在战后把华工视为"妨碍地方安定"的替罪羊，迅速把他们遣送回国。英国在1919年秋开始遣散华工，翌年4月6日完成。法国的遣送工作也在1922年3月结束56。尤有甚此，英国人拉魔特（Ellen N.La Motte）甚至声称华工对协约国有害无利，因为是华工为欧洲带来"西班牙流感"（The Spanish Flu）5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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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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